對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來發展得失的判斷不應籠統歸因于“一國兩制”,而應當對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所面臨的普遍性矛盾、作為殖民地回歸祖國所面臨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一國兩制”具體實踐及其所產生的矛盾進行客觀全面的區分。一方面,要在具體制度和實踐中切實處理好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要看到香港現有各種政治力量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存在大量空白,特別是對中下階層的政治代表能力是有缺憾的。因此,應當加強中央的主權者心態,既要更“接地氣”地深入研究香港社會各階層,又要結合世界大勢反思香港自身,才能全面反思香港治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偏差,有的放矢地完善“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

“一國兩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是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創舉。既然是創新的制度性安排,其具體實踐必然有成功與失敗的兩面,必然有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香港回歸已經22周年,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褒貶不一,它的成功面整體上大于它的失敗面。對香港回歸以來的得失成敗,我們應當在系統梳理香港歷史的基礎之上,分為三個層次去看。

第一個層次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所面臨的普遍性矛盾。根據鄧小平的論述,“一國兩制”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和臺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既然回歸之后仍然保持其資本主義制度,香港就必然具有資本主義普遍性矛盾,這應當構成香港回歸22年以來所面對的第一個層次矛盾。這個層次的矛盾,究竟是“一國兩制”帶來的,還是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本身固有的?在厘清二者關系基礎之上,應當認識到,“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不等于回歸那一刻的香港各項制度成為“祖制”,長期不能改變。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矛盾決定了其必然面對周期性乃至結構性的危機,也必然要求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危機應對和制度調試,香港也不例外。所以,香港所面臨的資本主義普遍性矛盾和是否進行了有效的適應性制度調整,是評判“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效果所必須認真區分的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回歸祖國所面臨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與同樣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印度、韓國等致力于推進“去殖民化”不同,香港作為一個英屬殖民地回歸祖國以來,由于重“兩制”,輕“一國”,重“高度自治”輕“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并未開展系統的“去殖民化”工作,實質上將“反去殖民化”和維護香港“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等混為一談。未能有效“去殖民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惡果已經深刻影響到今天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這在嚴格意義上不是實施“一國兩制”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而是評判“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效果所必須清楚區分的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才是“一國兩制”在香港22年的具體實踐以及對其如何評價,這屬于香港的獨特性矛盾。

我們應該把上述三個層次有所區分。如果把目前香港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都簡單歸因為“一國兩制”,就難于理順和闡明香港內在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邏輯,也就難于有的放矢地改善對港工作、完善“一國兩制”。

一、香港的發展與中國內地的變遷緊密關聯

數千年偏居一隅、默默無聞的香港,因為清末三場戰爭和三個不平等條約才開始為世人所知,香港的歷史濃縮了中國晚清時期的屈辱史。弗蘭克·韋爾什在其《香港史》一書中認為,香港自開埠起就與鴉片走私貿易關系密切而聲名狼藉,它更多是一個與中國內地連接在一起的轉運地。

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推行的“華洋之辨”的殖民統治,太古等四大洋行的相繼成立,將殖民統治和資本擴張等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后來香港經濟、法制與英聯邦國家與地區緊密聯系的基礎。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都“低人一等”的華人被馴化得“崇洋”乃至“畏洋”,華人群體實質上長期處于相對自治互濟的狀態,香港最大民間慈善組織東華三院最初就是為了彌補華人缺乏基本社會保障、因義祠風波而建立的。

從香港淪為英屬殖民地到1949年間的百年里,“東方明珠”的桂冠都屬于上海而非香港。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上海和江浙等地的商人將產業轉移到香港,形成了香港的第一次經濟騰飛,但這一短暫的繁榮因為日本人占據香港而中斷。

第二波繁榮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大批內地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等遷居到香港,給香港進行了資本與人才“輸血”。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但未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在這樣一種默契之下,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世界進行交流的唯一窗口,也是中國內地、中國臺灣、中國澳門和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交匯之地,香港贏得了長足發展。

第三波繁榮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涌入香港的大量內地人員給香港進行了勞動力“輸血”;因亞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的大批優秀殖民地治理人才從世界各地匯聚到香港進行了人才和制度“輸血”。在多渠道“輸血”的同時,“反英抗暴”等暴動產生了迫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的政治和社會需求。此外,1971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大為改善,迅速擴大了從香港轉口,進行進出口貿易的經濟需求。上述種種“輸血”與“需求”的結合,使港英政府通過“行政吸納華人的政治參與”、“法治社會”等造就了其高效率的行政治理體系,同時香港人民充分發揮“獅子山下”拼搏精神,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口貿易等造就了真正的經濟奇跡,香港迅速發展成為“東方明珠”。

香港歷史上數次跨越式發展都和中國內地的重大變遷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是以整個中國內地的巨大資源和龐大市場作為支撐的。沒有內地這個龐大腹地對香港的“輸血”與“需求”,沒有香港在20世紀充分把握了其歷史機遇期,香港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只有三千人的小島,發展為躋身全球城市GDP排名前二十位、人口數超過七百萬、中產階級占人口主體的全球性城市。所以,香港奇跡絕不能僅歸功于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施行“小政府、大市場”和市場開放的資本主義制度。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性矛盾對香港的影響

在正確把握香港騰飛歷程基礎上,再審視香港回歸前后的歷史,就不難發現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特別是回歸以來,經歷了類似美國和歐洲所發生的產業空心化和政治、社會分裂化等歷程,客觀上亟待準確把握其所面臨的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性矛盾。

資本天然要求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監管來獲得最高的利潤。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資本全球化浪潮的結合,使得政治權力對資本的約束力日益減弱。在勞動力成本低、政府監管相對薄弱等因素的推動下,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制造業大量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轉移,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而香港則體現為大量港資企業“北上”到內地發展。隨著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不斷萎縮,生產環節不再占據重要位置,香港的房地產和金融業等成為其經濟核心部門。制造業在回歸前就已基本消失,香港又不重視發展高科技和各種創新產業、不給中小企業發展空間,吸收八成以上香港就業人口的旅游業及因旅游業衍生出的各類服務型企業整體實際工資收入水平(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降低,導致香港產業結構未能適時升級、財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聚、中產階級趨于萎縮和草根階層日益赤貧化,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香港社會結構受到嚴重沖擊,事實上破壞了香港的社會穩定性基礎。

然而,回歸以來的香港連續多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賦予“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桂冠。與該桂冠同時存在的是,香港是世界上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且其社會政策嚴重滯后于現實需求:一方面不再有效延續港英政府時期的公屋政策,另一方面堅持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主體的社會福利體系,迄今沒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最近幾年才開始推行“強積金”的社保制度,反過來激化了香港的各種內部外部矛盾。

香港市民日益普遍的“中產下流”焦慮、對地產霸權的憤怒等,是席卷發達經濟體對貧富兩極分化不滿的社會浪潮的一枝。通常情況下,受困于當前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性矛盾的普通香港市民難以從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變化的角度來看待香港日益惡化的貧富懸殊,而是從回歸前后的香港優勢地位和自身經濟社會地位等變化來看待香港的發展,這就給香港泛民力量乃至“港獨”勢力提供了社會土壤,也是香港特區政府所必須積極應對和妥善改善的方面。

誠然,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中英談判過程中,今天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產業空心化、兩極分化等普遍性矛盾并未出現,“一國兩制”的相關理論與制度不可能先驗地對此進行應對性設計。但是,如果將“原有制度不變”僵化解讀為將英國殖民者撤出香港前的各種制度、包括各種不利于香港發展或不適應當前現狀的制度視為“祖制”而賦予高度正確性與固定性,淡化香港騰飛與內地的歷史關聯性,忽視香港必須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性矛盾的客觀事實,缺乏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進行相應改革的主觀能動性;那么,香港既不可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更不利于“一國兩制”未來的發展與完善。

三、“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及“去殖民化”缺失給香港的挑戰

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香港有著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史。從全世界范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實踐來看,“去殖民化”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核心使命。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回歸祖國之后的重中之重應當是如何處理“去殖民化”所帶來的普遍性矛盾。遺憾的是,香港的“去殖民化”存在嚴重不足,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建國歷程,決定了共和國的正當性建立在革命和“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以“去殖民化”尋求民族解放的基礎之上,建國初期的“去殖民化”和“去封建宗法性”等革命運動是同時進行的。香港是回歸而不是新建,中央政府缺乏在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前提下進行“去殖民化”的歷史經驗。

其次,中英談判過程中我方對在香港發展民主政治的復雜性認識不足,針對彭定康單方面拋出的所謂“政改方案”,鄧小平曾經指出:

【“英國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企圖在回歸后延續其對香港的管治,這是對中國主權的挑戰。”】

由于當時正值西強我弱、又缺乏對西方民主政治內在制度性矛盾的全面掌握,在高度警惕防止“政治民主化”破壞主權的同時,既對香港行政主導制所形成的負面作用缺乏充分研判,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去殖民化”工作。

再次,英國殖民者長期在香港進行“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淡化中國人身份認同、將殖民地文化逐漸等同為香港文化。自香港回歸談判到撤離香港期間,港英政府從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到社會治理各方面給回歸后的香港埋下了多種制度性陷阱。例如,將曾經名副其實的“港督行政主導制”變為回歸后的香港有“行政主導制”之名、但實質上是有利于“惡質拉布”的三權分立制;司法獨立口號之下大量法官是外籍人員,甚至行政長官在特區政府內部也被高級政務官架空——事實上不是“通過程序吸收不滿”而是“通過程序制造不滿”,不但阻礙了香港的制度創新與社會發展,也嚴重阻礙了香港的“去殖民化”。

第四,回歸之前的“香港華人”具有三重含義,既是被英國殖民者藐視的“低人一等”身份,也是香港的華人能夠團結起來主張權益的共同身份,還微妙地是相對貧窮落后的內地華人“高人一等”的身份。這三重含義構成了西方中心主義主導香港主流民意的基礎,也構成了回歸之后“去殖民化”的復雜性與艱巨性的根源。自香港回歸談判啟動以來,存在從地域性概念的“香港華人”到身份認同概念的“香港人”的轉換,這不僅是香港回歸前后一個獨立的身份建構的形成與發展,更是香港居民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出現分歧的開始,香港回歸前對內地的微妙心理、回歸之初曾經試圖“改造”內地政治的雄心以及當下比較優勢逐漸衰退所產生的失落感等,給深受殖民地文化影響的香港本土意識提供了民意基礎。

最后,香港的特區行政長官具有雙重正當性來源,第一是中央政府的任命與授權,第二是香港本土的選舉。這種雙重正當性來源內部是有張力和沖突的。因為在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復雜關系適用于回歸之后的中央——香港關系,卻易于被解讀為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之間的緊張關系,香港“去殖民化”工作也因此被過度政治化解讀。回歸之后的香港華人居民從原來的被管治者轉變為以“香港人”為標簽的、有選舉權的真實政治主體,香港居民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系從港英時期的被統治與統治的關系轉變為公共服務接受者與公共服務提供者的關系,香港的“去殖民化”容易被泛民力量和“港獨”勢力貼上“一國一制”的標簽而難于得到部分香港市民的認同,轉而通過選票給特區政府等施加壓力。

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缺失導致部分香港市民既難于從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角度出發來全面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難于從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成敗中汲取自身發展的經驗教訓,轉而以強化“香港人”身份認同,甚至宣揚“本土自決”,實際上深陷英屬殖民地時期埋下的多重陷阱之中,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認同基礎構成嚴重挑戰。

四、“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成功與不足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整體上是成功的。盡管今天的香港被批評為過度政治化,但是過度政治化本身既可以被視為這個全新的制度創設在實踐中的必要磨合,也可以據此認為,回歸22年來“一國兩制”已經在香港扎根。無論持肯定態度還是否定態度,香港各階層和不同利益集團試圖通過不同形式的政治參與來影響香港的政治運行,例如,立法會選舉和選委會選舉等投票率持續走高,客觀上印證了“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正在發揮作用,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知正在不斷增強。

任何新事物和新制度的發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和曲折的過程。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充分肯定其成功之處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探索和磨合是一個長期復雜工程,要對其客觀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進行反思,要根據香港的現狀與國內外大勢進行實事求是的路線與政策調整,不能要求對港工作部門追求短期政績,如此才能對“一國兩制”不斷完善。以下例舉其中兩個巫待改進的方面。

第一,應當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具體實踐中、從不同層面明確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系。

盡管已經明確了在“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系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系、而不是分權關系,但是,如何在具體實踐中落實該權力關系的界定?例如,回歸22年來香港政治運行的突出問題在于過分關注“中央——香港”關系而不研究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矛盾,過分強調“原有制度”不變而忽視了“去殖民化”,泛民力量等將普選等視為解決香港問題的萬能藥而看不到席卷歐美的西方民主政治危機等。如果香港的政制發展只是拘泥于香港一地內部各種力量的得失,僵化保守地對待制度變革,香港就會自行喪失其國際戰略地位。又如,要明確“去殖民化”不是關乎“兩制”的問題,而屬于“一國”前提的范疇。香港市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接受國民教育是公民的義務、而不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不變的權利,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香港在回歸前重在培養行政人才,導致其政治人才匾乏、也缺乏大國戰略思維。因此,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不應拘泥于“最終決定權”,需要更加積極有為地為香港輸人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將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普遍矛盾和“去殖民化”相結合,系統地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汲取類似紐約、倫敦等全球性城市的正反兩方面的發展經驗,將香港更好地融入到“一帶一路”戰略等全面對外開放格局之中,才能處理好香港各項制度的“變”與“不變”的關系,才能將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得更好,才能將“一國”前提下的“兩制”并存格局發展得更好。

第二,明確“港人治港”與“商人治港”、“僅依靠建制派治港”之間的區別,在香港發展完整的政治光譜,以加強對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代表性和代表能力,保障不同社會階層的市民能夠分享香港發展與榮、穩定的成果,并增強“一國兩制”的政治統合能力。

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要求普選的主張得到大量香港中產階級和底層市民支持?為什么左派的話語被泛民力量和“港獨”勢力所利用?2003年以來整個香港的政治關注點、包括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注集中于選舉。但選舉機制的實質是精英控制、特別是工商資本力量的控制,這已經導致香港上層與中下層的割裂。香港中下階層缺乏有效的意見表達渠道,也就是說對其政治代表性存在一定的空白,他們就會寄希望于普選。日益固化的香港社會缺乏社會安全感、中產“下流”產生社會不滿、香港的底層民眾缺乏真正的組織,使香港市民情緒極端化,也容易被某些事件所點燃,這些情緒需要有渠道表達和釋放,而香港很多社團和界別代表等并未與其所聲稱代表的民眾有深入廣泛的聯系,反而越來越成為少數人的特權。

在反思的同時,應當清醒認識到香港“最自由經濟體”的桂冠實質上是賦予了資本最大自由,如果僅僅用數字論英雄或者認為經濟發展數字決定一切,簡單地向香港“派糖”來維持數字意義的香港繁榮,恐怕最終還是工商界拿得多,香港普通市民得到的少,會進一步惡化我對港工作“親資本”的形象。

在反思的同時,還要充分汲取當前歐美國家的“民主赤字”等教訓,明確將“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在此前提下,讓不同階層、不同意見的人進行有效博弈,特別是給予香港中下階層更多政治參與機會和意見表達渠道,這才有利于香港形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光譜和健康的政治生態。不能簡單地以數字論英雄,不能認為建制派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里占多數,就是我對港工作做得好,這相當把中央權威和一部分人的得失捆綁在一起。

香港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具有“國家認同”的基礎之上的不同意見是可以溝通的。中央對港關注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要挖掘和肯定扎根香港基層、服務香港民眾的香港政治人才,要充分與香港各界人士進行深入交流,要廣泛了解香港底層民眾的現狀與意愿,要建立有效的各階層各行業的正式非正式意見表達與反饋渠道,要讓最大多數香港市民能夠共享香港發展的成果。這樣才能從“選戰”中脫困,更好地做好統戰工作,夯實“一國兩制”在香港不斷發展與完善的基礎,推動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與發展。

(魏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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