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著重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20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底色,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正是黨對經濟工作進行集中統一領導的具體體現。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應緊扣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非公經濟三大領域,不斷提升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并積極發揮出“安鋼樣本”、“塘約道路”、“傳化經驗”等典型例證的樣板作用和示范效應,以之促進作為新發展理念最終落腳點的共享發展理念全面深入地扎根基層。只有這樣,才能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

【原編者按: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著重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特別是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充分體現了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新時代,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有效保障了共享發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并在三大經濟領域形成“安鋼樣本”、“塘約道路”與“傳化經驗”三面旗幟,而它們的樣板作用和示范效應值得充分發揮出來。】

一、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底色

基層黨建,是深入基層的黨的自我建設,即在基層系統開展組織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等工作。重視基層黨建,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有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鮮明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

【“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1]65。】

基層黨建的作用發揮,不僅讓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助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斷取得巨大成就。如果前者主要彰顯了基層黨建的政治功能、軍事功能,那么后者集中體現的是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有效保障了從中央到基層經濟組織的整體聯動得以實現,為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革命戰爭時期,自1927年毛澤東同志在“三灣改編”中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建原則和思想后,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得以確立。這一基層黨建模式的重大創新,為武裝奪取政權提供了強有力保障。同時,這一時期各根據地、邊區、解放區的經濟建設探索為基層黨建提供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戰場”,使得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開始萌生和初現。正如陳云同志所論述的,基層黨建圍繞生產單位予以推進,“按生產單位組織支部,即在工廠、礦山、鐵路、輪船、農場、農村、兵營、商店、學校、機關等生產場所和工作單位中,組織黨的支部”[2]145-146。在此基礎上,基層黨建工作與經濟生產工作緊密相扣,黨支部“領導群眾協助政府進行一切可能的改良民眾生活的工作,如進行可能的經濟建設,擴大農業生產,改善農具、種籽、肥料,開墾荒地,改良水利,組織春耕和秋收運動,組織勞動互助社、耕牛站,調劑勞動力,擴大手工業,組織合作社,增加農民收入”[2]153。基層黨建使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和工作覆蓋面不斷擴大,并通過組織生產和發展經濟,為革命前線提供了堅強的后方支持力量,為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要使命,不僅是完成對舊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且是開啟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偉大征程。在這段時期,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更加凸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鮮明特色。毛澤東同志依據“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3]664這一基本原則,深刻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一論斷在基層的經濟建設實踐中落地,就是“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4]161。在1962年,三個與基層黨建密切相關的條例試行草案集中頒布,即《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中國共產黨國營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中國共產黨商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均對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提出明確要求。在農村,基層黨建要確保黨的基層組織“是農村工作的領導核心”,被要求的經濟功能具體體現為“進一步鞏固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5]938。在城市,國營工業企業的基層黨建要確保黨的基層組織“是企業的領導核心”,被要求的經濟功能具體體現為“全面完成國家計劃和各項任務”,同時“必須依靠全體職工辦好企業”,“反對命令主義和瞎指揮生產的錯誤作法”[5]945;商業企業的基層黨建涉及到“國營、公私合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企業中的基層組織”,被要求的經濟功能具體體現為“必須通過企業的業務活動,同投機倒把的行為作斗爭”,從而“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商業的陣地”[5]952-953。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開放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入新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進一步深化黨的建設過程中,把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貫通至經濟體系的最基層、最末端。通過改革開放,我國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與此同時,經濟基礎的多樣性發展勢必對上層建筑提出新的要求,使得基層黨建更加注重自身經濟功能提升,助推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基層生產組織更好地參與到不斷深化的市場經濟活動中。這一段時期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奇跡,顯然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的經濟調整與變革。而這些經濟調整與變革之所以能夠傳遞到整個經濟社會的末梢,并在基層得到順利而有效的落實,則離不開基層黨建經濟功能的強有力發揮。這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各個基層企業和其他基層單位在經濟調整中的思想、政治、經濟、組織等方面的工作都很繁重,很艱苦”,這是因為“經濟調整是一個很艱巨、很復雜的任務”,“為了完成這個任務,為了保證全黨思想上行動上的一致,必須有效地加強和改善我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6]359、364。】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并非機械的、唯經濟的思想體系,而是充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

【“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7]282。】

因此,黨建特別是基層黨建,作為上層建筑的構成,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體系中有著重要地位。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

【“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8]。】

習近平同志關于基層黨建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更好地促進了新時代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并呈現出最顯著的兩大亮點:一方面,打鐵還需自身硬,通過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解決基層黨建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進而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政策執行力和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另一方面,突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層黨建觀,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認同感,使得基層黨建成為推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福祉的強大動力。

縱觀以上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日漸凸顯,逐漸嬗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底色,并使得基層黨建被賦予了濃厚的經濟學色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跡,已經有力回擊所謂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市場經濟之間無法共生共存的錯誤論斷[9]74-75。按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政黨”的解讀,“政黨運行于政治體制的正式(合法,立憲的)部分和非正式(社會的)部分之間的交界上”,“在把政府形式上的結構與‘市民社會’的各種不同成分相聯系的過程中”發揮其作用[10]520-521。因此,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僅僅被當作一個制度構件存在于政治體制。顯然,中國共產黨并非這種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中,當國家權力在直接構造生產關系的意義上嵌入了市場經濟時,黨也隨之嵌入了市場經濟并發揮著經濟作用[11]。由此可見,西方傳統的“政府—市場”分析邏輯難以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以替代的應是充分考量了“政黨”與“政府”對“市場”協同調節的“黨政—市場”分析邏輯。易言之,對市場施加引導和調節的,既有政府干預,又有黨建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運行層,基層黨建經濟功能的日益凸顯也正是源自于此。于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應對基層經濟組織呈現出的固有的市場失靈問題,比如勞動關系緊張、兩極分化嚴重等,不僅政府行政權力會進行積極干預,而且基層黨建力量也會進行積極補位,并能夠更為直接地施加作用。

二、共享發展理念的基層踐行:三大領域的基層黨建經濟功能發揮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精髓要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拓展。其中,共享發展理念是新發展理念的最終落腳點。從內涵上看,共享發展強調的不僅是“經濟數量”的增長,而且是“經濟關系”以及由這些經濟關系交錯形成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共享發展的“共享”與“發展”,分別指向的是生產關系維度與生產力維度。因此,共享發展理念體現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2]412。申言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發展和變化受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制約;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解決,又有賴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的解決[13]235。按照這一邏輯,體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的共享發展理念與作為上層建筑重要構成的基層黨建之間存在著如下辯證關聯:一方面,以共享發展理念引領基層黨建,按照共享發展理念的要求來提升基層黨建包括經濟功能在內的工作水平;另一方面,以基層黨建貫徹落實共享發展理念,通過基層黨建工作的作用發揮特別是其經濟功能的發揮來推動共享發展。

當前,如何提升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以之促進共享發展理念扎根基層,無疑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基礎工作和重要任務。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

【“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關系調整”[14]348,“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14]98。】

共享發展理念扎根于基層經濟建設,必須堅持“人民利益至上”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1]45。在此過程中,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層黨建予以保駕護航,通過其經濟功能的有效發揮,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層生產組織中,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張力仍然存在,使得利益創造與利益享有的結構性矛盾生成。這種利益創造與利益享有的結構性矛盾,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在利益層面的呈現,已經在長期以來的市場經濟作用下不斷激化和凸顯。因此,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黨政—市場”分析邏輯,基層黨建應成為進行引導和調節的重要力量之一,并更為直接地施加作用。

具體而言,一方面,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能夠在全面兼顧基層生產組織內部各方特殊利益訴求的同時,防范特殊利益對共同利益形成倒逼。對于新時代的基層黨建而言,這個方面與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相對應,保證基層黨建在處理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關系時恪守“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黨章要求[15]。另一方面,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能夠強化基層生產組織內部的共同利益,以之更好取得利益認同,進而激發生產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對于新時代的基層黨建而言,這個方面則與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層黨建觀相對應,保證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處于基層生產中的至上地位。在此基礎上,提升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并使得兩者在更高水平上達到統一,從而確保“共享”與“發展”的雙重落實。于是,從強化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到促進基層生產組織內部的利益調整,再到推動共享發展理念扎根基層,使得共享發展理念的基層踐行獲取了重要的動力保障。與此同時,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具體體現,基層生產組織主要涉及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三大經濟成分。因此,新時代的基層黨建應緊扣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非公經濟三大領域,積極發揮自身經濟功能,提升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從而踐行共享發展理念。

一是通過國有企業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提升,促進國有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習近平同志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16]176。】

這就要求在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同時,積極加強基層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現代企業制度的一條原則是“政企分開”,但是堅持“政企分開”與“強化黨的領導”并不矛盾。這兩者的協同推進,正是“黨政—市場”分析邏輯得以展開的重要基礎。因此,任何以“政企分開”的名義弱化、虛化、邊緣化國有企業基層黨建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在基層國有企業內部,黨組織應積極創新工作機制,并深度內嵌于治理結構中,從而發揮出強化共同利益、抑制利益過度分化的經濟功能。這正如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16]176。在此基礎上,實現國有企業內部利益格局更高水平均衡,以之推動國有經濟領域共享發展。

二是通過農村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提升,促進集體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后盾”[17]142-143。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第二次飛躍論”這一重要思想[18]1349,即農村經濟在實施家庭聯產承包制經營與集體層經營雙層經營體制的“第一次飛躍”基礎上,仍然是要落腳于農業集體化、集約化上面來,以之助推“第二次飛躍”[19]。當前,推動農村經濟“第二次飛躍”,促進集體經濟共享發展,亟需農村基層黨建的強力支撐,并在充分認識新時代農村經濟“統”與“分”之間辯證關系的基礎上,協調好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關系。特別是對于集體經濟薄弱甚至缺乏集體經濟的貧困村,農村基層黨建更需發揮自身經濟功能,因地制宜探索新時代“黨建+村集體經濟”的新模式,通過培育和壯大集體經濟,提升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從而帶領村民擺脫貧困,邁向共享發展。這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要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落實黨的政策、帶領農民致富、密切聯系群眾、維護農村穩定的堅強領導核心”[20]。

三是通過非公企業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提升,促進非公經濟領域共享發展。非公企業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習近平同志指出,

【“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和作用決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整個黨建工作中越來越重要,必須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實實抓好”[21]。】

近年來,非公企業基層黨建在發展中取得顯著成效,不斷落實“兩個覆蓋”、“兩個作用”、“兩支隊伍”建設。但是與此同時,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仍然喜中有憂。中宣部《黨建》雜志社調研組的專題調研報告顯示,

【“一些非公企業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不夠,特別是對黨的地位、性質,對黨中央大力支持非公企業發展的政策、精神,對黨加強非公企業黨建的意義、目的等認識不清,導致對黨建工作支持不力”[22]。】

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不足,使得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難以在非公企業內部充分發揮,企業內部利益格局特別是勞資利益關系存在日趨失衡的態勢[23]。因此,新時代非公企業基層黨建亟需更好發揮出自身經濟功能,有效調節企業內部利益關系,防范或糾偏利益格局失衡,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從而增強利益認同感,促進企業共享發展。
三、共享發展理念基層踐行的三面旗幟:“安鋼樣本”、“塘約道路”與“傳化經驗”

近年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基層經濟建設努力克服“三期疊加”的不利影響,突破路徑依賴,積極發揮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不斷推進共享發展理念扎根基層的具體踐行。其中,“安鋼樣本”、“塘約道路”與“傳化經驗”陸續呈現,成為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非公經濟三大領域以基層黨建助推共享發展的典型例證。

1.安鋼樣本:國有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的基層例證

安陽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安鋼集團)始建于1958年,是河南省省屬國有企業,現有在崗職工2.5萬余人,在職職工近3.1萬人。在2016年10月召開的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安鋼集團作為唯一的地方國有企業參會,并作了《實行“四個三”黨建工作法為企業解危脫困轉型發展提供動力保證》的典型發言。作為這次典型發言的現實背景,近年來,我國鋼鐵行業在過去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漸暴露,生產經營困難加劇、虧損面和虧損額也不斷擴大。2012年,安鋼集團出現高達35億元的嚴重虧損,隨后連續數年虧損。經過深化改革,特別是憑借基層黨建在降本增效、調整結構、創新管理等方面的經濟功能發揮,安鋼集團生產經營保持穩中向好態勢,并從2016年開始整體實現扭虧為盈。2017年,安鋼集團集團實現銷售收入400億元,同比增加28億元;實現利稅36.12億元、同比增加22.51億元,利潤20.6億元、同比增長1775%,超歷史最高水平8.37億元,成為安鋼建廠59年來取得的最好業績[24]。更難得的是,在此過程中,安鋼集團堅持做到“沒減產、沒減人、沒減薪”,在企業轉型升級中實現利益創造與利益享有的高水平統一。易言之,面對危機,安鋼集團不是“保全”,而是“發展”;不是采取“甩包袱”的分流手段,而是堅持職工利益至上,強化命運共同體。于是,“共享”與“發展”在安鋼集團轉型升級中得到雙重落實,形成了國有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的“安鋼樣本”。

通過企業黨組織基礎的夯實與企業黨建工作方法的創新,使得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充分發揮,是“安鋼樣本”取得成效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安鋼集團不斷夯實企業黨組織基礎,鞏固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安鋼集團共有在崗黨員8300余名,黨總支8個,黨支部255個,每個黨支部積極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在推動企業共享發展方面發揮了堅強的戰斗堡壘作用。而且,在2017年9月,安鋼集團完成集團公司章程修訂,明確黨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進一步強化企業黨組織對公司治理結構的深入內嵌。另一方面,安鋼集團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層黨建觀,不斷創新企業黨建工作方法。安鋼集團堅持企業利益和職工利益相統一,在黨建工作實踐中創新形成十二條經驗啟示,并將這些經驗啟示歸納成為有效保障企業共享發展的“四個三”黨建工作法,具體包括:“三講”,即講形勢、講任務、講責任;“三個轉變”,即轉變思想觀念、轉變管理模式、轉變干部作風;“三管”,即管黨、管人、管思想;“三大體系”,即抓決策、執行、監督等體系建設。安鋼集團正是憑借這兩個方面的重要支撐,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保持自身的凝聚力與戰斗力,抵御了轉型陣痛,不僅成功解危脫困,而且實現共享發展。

2.塘約道路:集體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的基層例證

位于貴州省安順市的塘約村,轄11個村民組,總人口921戶3393人,全村總面積5.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881畝。2013年,塘約村還是省級二類貧困村、集體經濟“空殼村”,村民人均純收入只有3786元,僅為當時貴州省平均水平的67%,并有貧困人口600人。但是到了2016年,塘約村村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6000多元,增至10030元,一半的農戶新建住房,全村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17年,塘約村村集體收入達到342萬,村民人年均純收入14685元,已經是貴州省平均水平的1.66倍。在短短幾年間,塘約村創造了貧困地區追趕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的共享發展奇跡,所形成的“塘約道路”得到各界廣泛關注。

作為新時代“基層黨建+村集體經濟”新模式的一次成功探索,“塘約道路”緊扣新時代農村經濟統分結合新要求,將農村基層黨建與集體經濟發展有機結合,從而能夠充分借力于農村經濟“第二次飛躍”的強大勢能。這正如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調研報告所指出的,“塘約道路”關鍵在于抓住了農村改革這個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個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在推進共享發展的過程中,塘約村基層黨組織堅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不僅優化“黨總支+支部+黨小組”的基層黨建體系,而且實行“支部管理全村、村民監督黨員”。在此基礎上,塘約村以基層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出基層黨建在激活農村資產資源、組織農業生產經營、助推農民脫貧共富的經濟功能發揮,以之協調村域內部的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關系,提升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具體而言,一方面,塘約村黨組織引領集體經濟發展,通過土地入股和水權入股的方式分別組建了塘約村“金土地”合作社和塘約村水務公司,組織帶動村民們積極投入到生產經營活動,釋放出村民們的利益創造動力,從而提升利益創造水平。另一方面,塘約村黨組織引領利益分配制度創新,從而保障村民們能夠共享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從而提升利益享有水平。其中,土地收益由合作社、村集體、村民按照3:3:4的比例進行分配;水務公司收益由村集體和村水務公司按6:4進行分紅,村集體收益的50%再量化給全體村民,20%用于貧困戶幫扶,30%用作村水利發展基金。在此基礎上,“塘約道路”通過基層黨建經濟功能的有效發揮,促進集體經濟培育和壯大,推動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統一,從而帶領塘約村村民成功擺脫貧困,走向共享發展之路。

3.傳化經驗:非公經濟領域共享發展的基層例證

浙江傳化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傳化集團)創建于1986年,現已發展成為涵蓋化工、物流、農業、科技城、投資五大領域,橫跨三大產業的多元化現代企業集團,擁有員工14000余名,名列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民營企業500強。1998年,傳化集團成為浙江省第一個成立黨委的私營企業。1999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在閱讀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2756期)中的《私企浙江傳化集團建立黨組織的啟示》一文后,作出重要批示:

【“要注意總結此類經驗,研究共性問題。”[25]】

2000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視察傳化集團,對傳化集團的黨建工作進行了高度評價。2010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對傳化集團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做法予以批示肯定。2018年9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三部委匯聚傳化集團,聯合召開全國民營企業民主管理現場會,對“傳化經驗”予以推廣。

與公有經濟組織不同的是,外部嵌入這一屬性決定了非公經濟組織中的黨組織并非天然是領導核心地位[26]。但是,“傳化經驗”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通過黨組織與經營組織“目標同向、作用互補、相互監督、共同發展”新工作格局的有效構建,實現非公經濟組織內部黨組織與經營組織之間的結構相契和利益共通。在傳化集團,“黨委書記進董事會、工會主席進監事會”的協同治理規則得以執行,集團董事會和集團黨委會的聯席會議機制得以建立,這一系列“雙向互嵌式”的企業制度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黨組織與經營組織之間因為異質性而導致的“排斥反應”。在此基礎上,傳化集團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得到了充分發揮,從而能夠堅決維護好、發展好勞動者利益,確保員工“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和家人”,有力推動了企業民主管理的深化與創新。比如,建立健全企業效益增長與員工工資增長、股東收益增長與員工收入增長“兩個掛鉤”機制,堅持工資增長一定高于企業利潤增長;再比如,嚴格實行一周5天、一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法定節假日休息制度,等等。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形成,有力保障了傳化集團的長足發展。2002—2017年間,傳化集團營業收入從16億元增長到630億元,利潤總額從6000萬元增長到30億元,上繳稅金從7000萬元增長到25億元,凈資產從5億元增長到250億元,總資產從14億元增長到500多億元,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排名升至第90位。可以發現,正是傳化集團基層黨建經濟功能的充分發揮,使得企業內部利益格局特別是勞資利益關系得到有效調節,所形成的利益均衡格局又成為保障企業揚帆起航的“壓艙石”,從而提升利益創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實現企業共享發展。
四、結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著重強調:

【“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

20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底色,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發揮正是黨對經濟工作進行集中統一領導的具體體現。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應緊扣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非公經濟三大領域,不斷提升基層黨建的經濟功能,并積極發揮出“安鋼樣本”、“塘約道路”、“傳化經驗”等典型例證的樣板作用和示范效應,以之促進作為新發展理念最終落腳點的共享發展理念全面深入地扎根基層。只有這樣,才能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陳云文選: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5]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9卷[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 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 習近平. 看清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 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N]. 人民日報,2015-06-19.

[9] 閆健. 中國共產黨轉型與中國的變遷:海外學者視角評析[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10] [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 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11] 孟捷.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制度話語和學術—理論話語的相互關系[J]. 西部論壇,2018(5):1-5.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5] 中國共產黨章程[N]. 人民日報,2017-10-29.

[16]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 習近平. 擺脫貧困[M].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42-143.

[18] 鄧小平.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9] 程恩富,張楊. 新形勢下土地流轉促進“第二次飛躍”的有效路徑研究[J]. 當代經濟研究,2017(10):55-61.

[20] 習近平. 加大推進新形勢下農村改革力度 促進農業基礎穩固農民安居樂業[N]. 人民日報,2016-04-29.

[21] 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會議在京召開[N]. 人民日報,2012-03-22.

[22] 崔海教,苗遂奇,馮靜,王仁鋒. 非公企業黨建重在心中有黨——關于當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調研報告[J]. 黨建,2018(9):47-49.

[23] 易淼,趙磊,葛浩陽. 共享發展何以可能:一個勞資利益失衡糾偏的視角[J]. 當代經濟研究,2017(7):85-89.

[24] 重溫習近平總書記調研指導河南工作時的重要講話精神系列述評之二 持續打好“四張牌”[N]. 河南日報,2018-02-09.

[25] 楊揚. 私企“傳化”牽動中南海[J]. 化工管理,2000(10):1-2.

[26] 王向陽. 非公黨建:經驗圖景、組織基礎及其實踐路徑[J]. 嶺南學刊,2018(3):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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