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中國的貧困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城鄉問題,但城鄉之間的流動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農民和他們的孩子獲得“城市溢價”。

昨天是中國國家“扶貧日”,2014年8月,國務院決定將每年10月17日設立為“扶貧日”。設立“扶貧日”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對扶貧工作的重視。2015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精準扶貧戰略,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幾年來,中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今年2月20日,中國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向媒體公布了一組數據,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連續6年超額完成千萬減貧任務。可以說在扶貧工作上,中國取得了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績。2019年,距離2020年的目標還不足一年,中國扶貧開發已進入啃硬骨頭的沖刺期。

扶貧不僅是中國面對的問題,也是全球性挑戰。目前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的貧困人口全世界至少有8.65億,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是全球各國政府面臨的一大挑戰,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更是如此。

或許正因為這種迫切的需要,才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今年選擇了“窮人經濟學”。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給了印度裔美國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法國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國學者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所提出的實驗性方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頒獎辭中寫道,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在僅僅20年的時間里,他們以實驗為基礎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

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的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寫過一本叫做《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的書。這本書與他們的研究觀點也是一致的,在這本書中,他們揭示了窮人為什么貧窮。

很多人都認為,窮人是因為懶惰、缺乏毅力、沉于享樂等原因才陷入貧窮,但在這本書中,兩位研究者通過實證發現,窮人和普通人沒有太大的差別,在欲望、弱點、理性程度、意志方面,差別都不大。區別在于,貧困的境遇,導致窮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許多小錯誤,這些錯誤反過來制約窮人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比如,沒有收入來源自然沒有退休計劃;沒錢給孩子注射疫苗,孩子陷入疾病;不識字于是無法看懂拗口的健康保險產品等。普通人所忽略的小消費、小障礙和小錯誤,在窮人的生活中可能成為關鍵問題。

與一般晦澀難懂的經濟學理論不同。他們的研究結果、結論,在他們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已經快速在社會傳播。很多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去證實了這一點。

《時代周刊》的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美國白人,有著細胞生物學博士的學歷,是名實打實的社會精英。1998年,她卻在年屆60的時候,三次深入美國底層,假扮窮人,做起餐廳女服務生、女傭公司清潔工和沃爾瑪銷售。她發現,窮人之所以貧窮并不是因為懶,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個難以擺脫的循環。

芭芭拉?艾倫瑞克在自己的書中寫道:”一個窮人若無法湊出兩個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價按周付去租一個房間。若他只租到一間房間,他就沒法自己做飯,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熱狗,比自己做飯更貴,而且還缺乏營養。若他沒有錢辦健康保險,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費。

除了這類生活上的陷阱,更大的陷阱在于窮人很難去提升自己。芭芭拉?艾倫瑞克事后總結,連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連軸轉的工作剝奪了她的愛好,第一次打工時她還能每天抽一小時閱讀,到后來,她每天只能在吃晚餐的時候守著電視機放空一會。

窮人因為生活所迫,很難提升自己,本質上是在“不急迫,但長期非常重要”與“急迫,但長期不重要”之間,選擇了后者,為短期情況所迫,損失長期利益。

其實,并不是窮人的專利,而是常見的人性。城市中經濟條件更好的中產、白領也同樣如此。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之外,在重復性、無提升性的工作之外,是否有精力、金錢、毅力去安排額外提升自己的工作、學習計劃,體現了一個職場人的理性與自我調控的能力,也是判斷一個職場人能否持續上升的一個預測力較強的標準。

不過,被生活所迫,損失長期利益,對城市白領而言,僅僅關系到職業提升,而對收入更低的人來說,則會影響到自己,甚至自己孩子的一輩子。

羅斯高教授是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在中國做了37年調研,主要研究中國的農村發展。他有很深的中國情結,對中國農村孩子的教育現狀非常擔憂,他想縮小中國農村和城市的教育鴻溝。他發現,人的知覺、專注力、運動能力、語言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情緒調節能力等等,都會在3歲前基本成型。三歲之前母親的陪伴、給孩子讀書,對孩子上小學的表現又很大影響,這會很大程度間接影響到孩子上初中,進而影響到孩子能否上高中。而是否能上高中,對孩子人生影響巨大。所以他提出,政府應該想辦法,讓外出打工的媽媽回到老家,帶幾年孩子。

他的觀點,引來很多批評,很多人說他何不食肉糜。這些批評也有其道理。母親需要打工,才能給孩子提供足夠的營養,收入壓力才是這些母親眼前最緊迫的事,所以母親只有放棄更重要,但看起來卻不那么緊迫的“給孩子讀書”,最終給孩子長遠的人生帶來負面影響。

但是,羅斯高真的是水平低,所以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議嗎?其實并不是,羅斯高,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做了37年研究,非常了解中國。他的政策建議是基于留守兒童很難進入城市提出的。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城市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向,這個道理很明確:更好的辦法應該是讓孩子到城市里來,城市因為規模效應,能夠更低成本的向孩子提供教育、看護,而父母也能在不降低收入的情況下,更好的教育孩子、維持更好的親子感情。

從更大層面看,對于中國國來說貧困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城鄉問題,城市所能提供的機會與溢價,很大程度上能幫助貧困農民。所謂城市溢價,簡單的說,一個人在村里子搬磚,機會少,工錢低,但到城里了,建筑工地更多,工資也更高。

但城鄉之間的流動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農民和他們的孩子獲得“城市溢價”。不過好消息是,隨著互聯網與一些新的商業模式的出現,克服了原來地理距離與商業層級,壓縮了渠道,使得城市的溢價,能克服原來的障礙,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

比如,最近興起的拼多多也在搞扶貧。觀察一下它的模式不難發現,其社交裂變的新模式,壓縮了層級,減少了運營成本,這使平臺上的商家可以以更高的價格收購農產品,更低的價格出售,用所謂“拼農貨”的模式,將貧困縣的農田,和城市的寫字樓、小區更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模式很有效。《拼多多2018扶貧助農年報》也顯示,其平臺上農產品訂單總額達653億元,較2017年同比增長233%。某種程度上,其本質就是讓貧困農民得到了“城市的溢價”,而且是在不離開農村的情況下得到城市規模效應的溢價。城市溢價注入農村,帶來了勞動力的回流。數據也顯示, 2018年,拼多多其體系累計帶動近2萬人返鄉。

正是因為“身在農村卻可以得到城市的溢價”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羅斯高的無奈。看起來羅斯高的困境似乎通過中國獨特的“窮人經濟學”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農村人口規模巨大,扶貧之后還有城鄉平等,這些挑戰絕非一個平臺、一個模式所能解決的。比如,要承接城市溢價,大農場效率更高,那么小農戶如何變為大農場?再比如,城市溢價往農村流轉,畢竟是有限的,而大城市的溢價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最終的辦法還是人往城市走,往大城市走,那么中國的城市化政策又該如何變?值得注意的,“城鎮化”似乎正在逐漸被“都市圈”所取代,這是中國窮人經濟學的一個好消息。

(劉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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