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黨特務獸性大發,將張寶泉打了200軍棍,捅了3刀,還打了7顆子彈

● 這些報紙皺皺巴巴的像一堆廢紙,但見到它們,毛澤東臉上常會顯露出異樣的光彩

● 陶鑄和李克農互相懷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來,李克農的眼鏡也被打掉了

● 是誰在毛主席的電報稿上寫了四個“梅花篆字”

● 新改版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后,很快產生了連鎖反應

● 喬木同志寫東西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特點:沒有定稿

● 在每一次會議上,人們對秘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都會深化一步

黨的生日就要到了,應該獻上一份怎樣的禮物呢?作為一名秘書工作者,我覺得學習黨的歷史特別是秘書工作史很有意義。于是工作之余見縫插針,研讀了《秘書工作》雜志的相關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材料。意想不到的是,閱讀的過程非常愉悅,時時會有心潮澎湃的感動,時時會有頗受啟迪的快慰,不但使自己經歷了一次黨的秘書工作優良傳統的教育,而且對于怎樣做好今天的秘書工作也有很多心得。這里把學習過程中的一些發現和感想寫下來,與大家分享。“發現”部分以引用原文為主,略有刪改。

陳獨秀、張國燾個人手頭上不存文件,把文件材料集中到李達家里保存起來侯衛東官場筆記

>>>>>發現之一:文件管理是地下斗爭中秘書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開始是由黨的負責人兼管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后,大會的文件材料統一留在中央局,由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統一管理。上海成都路輔德里625 號成為中央局第一個辦公場所,同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文件保管場所,這里原是李達的寓所。當時,陳獨秀、張國燾個人手頭上都不存文件,而是把文件材料集中到李達家里保存起來。陳獨秀、張國燾要看,就到李達家里去。(《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第二章第三節)

>>>>>啟迪之一:黨的秘書工作始自何時?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同時,黨的秘書工作也就開始了。黨的秘書工作最初由誰來做?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是由黨的領導人自己做。由此可以看出,秘書工作的歷史的起點和邏輯的起點,恐怕都是領導工作。換句話說,秘書工作應當是領導工作的補充和延伸。因此研究秘書工作,需要研究領導工作;研究黨的秘書工作史,也需要研究黨的領導工作史。僅僅就秘書工作談秘書工作,就有可能陷入“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誤區。

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總務主任期間,毛澤東在加強秘書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二號首長

>>>>>發現之二: 1924 年國共合作,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等應邀到會并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委員或候補委員。毛澤東還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兼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總務主任。總務主任即秘書處主任,負責執行部機關日常工作。此間,毛澤東在加強秘書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是建立秘書體系,二是實行文書處理改革,使這項工作很快走上正規化軌道。(《秘書工作》1993 年第6 期,《毛澤東與秘書工作》)

>>>>>啟迪之二:毛澤東同志曾經三次從事秘書工作,第一次是當選為黨的“一大”大會秘書;第二次是黨的“三大”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第三次就是上邊提到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為國民黨當秘書”。選擇這段內容介紹給大家,是因為可能對很多人比較新鮮。毛澤東同志不但是我們黨從事秘書工作的“第一人”,而且在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對秘書工作給予大量的關心和指導。黨的秘書工作的歷史,深深地留下了老人家的印記。從事秘書工作對毛澤東以后成長為領袖人物具有怎樣的作用,我們不敢妄下斷語,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經歷讓他學到了很多。

國民黨特務獸性大發,將張寶泉打了200軍棍,捅了3刀,還打了7顆子彈靜州往事

>>>>>發現之三:帝國主義巡捕房的人見張寶泉身上有文件,認定是一個“奇貨”,立即用一種名為“九尾貓”的刑具拷打張寶泉。這種刑具能使人皮開肉綻但不傷性命。張寶泉堅貞不屈,未透露半點黨的秘密。國民黨特務機關又把張寶泉引渡到龍華監獄,用極其殘酷的刑具摧殘張寶泉。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張寶泉同志總是以“不知道”三字作回答。國民黨特務得不到秘密,獸性大發,就在“審訊室”將張寶泉打了200 軍棍,捅了3 刀,還打了7 顆子彈。張寶泉犧牲了,他以自己的生命保衛了黨的機關,保護了黨中央領導人的安全,保全了黨的機密,實現了他生前“寧死不泄露黨的秘密”的誓言。(《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第十章第三節)

>>>>>啟迪之三:張寶泉的名字,從事機要交通工作的同志們恐怕都很熟悉。他是我們黨的秘書工作史上為革命獻出生命的千千萬萬名烈士的典型代表。說其典型,一是所受的摧殘令人發指,二是他的犧牲換來的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在1928 年血雨腥風的上海,假若張寶泉同志經受不住考驗,其損失恐怕不堪設想。在革命戰爭年代,前輩們犧牲自己的生命踐行忠誠于黨的諾言;在和平建設時期,我們默默無聞、埋頭苦干——這也是踐行忠誠于黨的諾言。

這些報紙皺皺巴巴的像一堆廢紙,但見到它們,毛澤東臉上常會顯露出異樣的光彩

>>>>>發現之四:井岡山上消息閉塞,中央的指示、文件,來得不及時。毛澤東主要通過報紙了解國內外大事和形勢。幾經周折帶上山的報紙,都是過期的。日期也連不起來。這些報紙,紙張本來粗劣,再加上包過東西,皺皺巴巴的,像一堆廢紙。可是卻被當做寶貝,在紅軍干部中傳閱。每當毛澤東拿到報紙,臉上常顯露出異樣的光彩。1929 年2 月9日,紅四軍路過瑞金縣城時,為了解各方面的情況信息,賀子珍率領部分紅軍戰士冒著極大危險專門到瑞金郵局去收集報紙。他們到了郵局見到報紙就揀上一份,很快搶來了一大捆。賀子珍等同志在敵人呼嘯的子彈聲中快馬加鞭,將報紙送到正在大柏地附近等待的毛澤東手中。毛澤東正是從這疊報紙中得知敵人的兵力部署,從而取得了大柏地戰斗殲敵兩個團、繳槍八百余支的重大勝利。(《秘書工作》2010 年第1 期,《崢嶸歲月鑄華章——中央蘇區秘書工作的歷史回顧(上)》)

>>>>>啟迪之四:賀子珍冒險帶領戰士到縣城搶報紙,毛澤東根據報上的內容部署戰斗取得勝利,這是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信息工作”(雖然當時不那么叫)的一個生動剪影。與現在相比,那個時候的信息工作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點,但為領導決策服務的本質以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是相同的。

陶鑄和李克農互相懷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來,李克農的眼鏡也被打掉了

>>>>>發現之五:李克農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們架了一個電臺在湖北省委的住處,李有時到那里去檢查工作。陶鑄當時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兩人互不認識。一天晚上,李克農正在電臺那里,陶鑄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李一見有生人進來,立即警惕起來,不讓陶進去。陶鑄看到一個戴眼鏡的生人擋著他,也很驚奇,他偏要進去,李就偏不讓他進。結果兩人互相懷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來,李克農的眼鏡也被打掉了。后來別的同志趕到,對他們作了介紹,才消除了誤會。大家都說,克農和陶鑄演了一場“三岔口”。還有一次,黃埔軍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學請黃埔軍校政治部原主任周恩來吃飯,李克農親自去做保衛工作。飯后,有人請來攝影師,給大家照相。第二天, 李克農同志到照相館去,裝著看看底片的情況,他拿到底版后(當時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嘩啦”一聲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說真可惜,實際上是他假裝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務利用這張照片去宣傳。(《秘書工作》1986 年第1 期,《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回憶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機要通訊工作(上)》)

>>>>>啟迪之五:以上故事發生在抗戰初期的武漢。雖然處于國共合作時期,但形勢非常復雜,保密工作絕不可放松。第一個故事很有戲劇性,“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但保密工作“100-1=0”的特點,要求我們一絲一毫都不能馬虎。第二個故事體現了一種斗爭的藝術。都是周恩來的同事同學,連個相也不讓照恐怕不合適,但照了又有被人利用去作宣傳的風險,“不小心”摔碎相片的底版,真是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是誰在毛主席的電報稿上寫了四個“梅花篆字”

>>>>>發現之六:1948 年10 月,淮海戰役正處在最緊張階段,在毛主席草擬的關于淮海戰役作戰方針的電報稿報頭上,經辦人員潦草地寫了“發后即退”四個字,并在下面畫了四個較大的圓圈。周副主席看到這份電報后,馬上查問值班室:“這是誰在毛主席的電報稿上寫了四個‘梅花篆字’?太不嚴肅了!”查清后,周副主席批評說:“我們對于毛主席的電報稿,必須注意保持整潔,標題應書寫正楷字。請你們告訴肖鶴,刻個‘發后即退’的章子,今后不允許‘梅花篆字’再出現在毛主席的電報稿上。”工作人員認真接受批評,很快照辦了。不久,周恩來高興地給予了表揚:“這就對了! 毛主席草擬的電稿是要立檔的,應當如此嚴肅認真地辦理電報。”此后機要局、機要室根據工作需要,陸續刻制了許多各類章子,對于蓋的部位,要蓋正,不能歪歪斜斜,保持文稿美觀、整潔等等,都有明確的要求。(《秘書工作》2006 年第11 期,《西樓往事——我在中辦機要室工作的日子里》)

>>>>>啟迪之六:在淮海戰役最為緊張的時候,秘書人員在電報上批注辦理意見有點潦草,這在有些人看來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日理萬機的黨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同志親自過問此事,這在有些人看來或許是管得過細了。但是從秘書專業的角度來看,事情絕非如此簡單。在辦公廳,我們的工作很多都是小事,但這些小事幾乎每件都連著大事,故此有“辦公廳工作無小事”的說法。細微之處見精神、見作風,細節里面見養成、見水平,不管是從事秘書工作,還是管理秘書工作,都需要“心細如發”乃至“心細如塵”的素質。即便同時又是肩負重大責任的領導者,也必須具有在必要時敏銳發現細節的能力。另外,從差錯中汲取教訓,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是改進和創新秘書工作的良方——假若沒有當時那四個“梅花篆字”,我們今天工作中廣泛使用的那些章子什么時候才會出現呢?

新改版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后,很快產生了連鎖反應

>>>>>發現之七:1958 年6 月間,毛主席對國家機關某部委的內部刊物提出嚴肅批評,說它像是“寡婦臉”、“奴才相”。我們理解是批評那個刊物辦得太呆板,了無生機。但是毛主席很快又打電話把這個批示要了回去,幸虧機要室尚未把批示發出。我們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感到很震驚,雖然不是批評我們,但中央文件的文面和版頭也并不令人滿意,也面臨抓緊改進的問題。于是,我們立即研究改革措施,確定先把現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黑色字體改為套紅。經楊尚昆主任同意后,我們就同室領導研究版頭改換什么字體。事情一波三折,最后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推薦了一個叫蒼石的同志來。他設計了幾個版頭式樣,我們從中挑選了一個,經楊尚昆主任同意后,于1961 年6 月16 日正式啟用。新改版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后,很快產生了連鎖反應,國務院和各部委機關也都紛紛將本部門的正式文件版頭套紅,及至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市、縣也爭相仿效。從而出現了代表黨和政府權威部門具有特定官方色彩的“紅頭文件”,這是我們當初進行文面和版頭改革所始料不及的。(《秘書工作》2008 年第1 期,《我所親歷的中央辦公廳文面改革》)

>>>>>啟迪之七:這段故事所講的是“紅頭文件”的來歷。我們所見過的“中共中央文件”的版頭簡潔、大氣、美觀,但看似簡單的版頭樣式的確定,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限于篇幅,上文省略了很多細節)。黨委辦公廳的工作,有些看似僅僅是形式,但實際上從中卻可以體現出我們的工作態度、工作水平和“精氣神”。而有時候我們工作形式上看似不起眼的些許改進,也有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很好的反響。

喬木同志寫東西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特點:沒有定稿

>>>>>發現之八:喬木同志寫的東西很多,發表的東西也很多,但他又是一個不輕易發表東西的人。凡他寫的東西,他都要反復推敲、字斟句酌,不滿意,無論如何也不發。喬木同志寫東西還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特點就是:沒有定稿。比如《求是》雜志發了他的一篇文章以后,如果《人民日報》要轉載,那么,轉載之前他一定要修改;《人民日報》轉載之后,再遇上《新華文摘》還要刊登,在刊登之前,他肯定還要精雕細刻,對文章作進一步的修改。就這樣,好像總也沒有定稿的時候。所以,他的思想就像一支勇往直前、不知疲倦的隊伍,沒有停頓,也沒有終點。(《秘書工作》1993 年第4期,《喬木——一部秘書工作的大書》)

>>>>>啟迪之八:喬木同志是我們黨的大“筆桿子”,堪稱黨的秘書工作者的楷模。他是怎樣成為理論大家和文章高手的?這個鮮為人知的細節透露出其中的奧秘——那就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沒有停頓、沒有終點,永不自滿、永不懈怠的精神。我們都懂得好文章是改出來的、文章不厭百回改這些大道理,然而在現實中,發表之后繼續修改、多次發表多次修改,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思之不禁汗顏。

在每一次會議上,人們對秘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都會深化一步

>>>>>發現之九: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黨中央批準,中共中央辦公廳先后組織召開了七次全國黨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座談會。這些會議每一次都對前一時期全國黨委辦公廳(室)的工作進行總結,并對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作出部署。如:1985年的會議,于1月9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要討論研究了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如何充分發揮辦公廳參謀助手作用的問題。會議強調,黨委辦公廳(室)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三服務”:為黨委領導服務,為地方和部門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辦公廳工作應當起到“四個作用”,即參謀作用、助手作用、提供信息作用和協調作用;辦公廳工作要實現“四個轉變”:從偏重辦文辦事轉變為既辦文辦事又出謀獻策;從收發傳遞信息轉變為綜合處理信息;從單憑老經驗辦事轉變為實行科學化管理;從被動服務轉變為力爭主動服務。(《秘書工作》2005年第10期,《新時期的七次全國黨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座談會》)

>>>>>啟迪之九:研究黨的秘書工作史,改革開放之后的這段時間尤其重要。其主要線索應該是歷次全國黨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會議。會議一般由中央辦公廳召集,各省、區、市黨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齊聚一堂,傳達中央領導有關指示精神,共商黨的秘書工作改革發展大計。每一次會議,人們對秘書工作特點和規律的認識都會深化一步,都會提出一些關于秘書工作的新的重要觀點,都會對下一階段的秘書工作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研究這段歷史,對做好當前的秘書工作具有直接的幫助。比如,上面列舉的1985 年會議的內容,就告訴我們“三服務”提法的來源。這個概念大家時時在用,但知道其來源的恐怕并不多。學習黨的秘書工作史的作用,除了優良傳統作風的傳承、工作思路的啟迪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們站在前輩們的肩膀上,看得更深、更遠、更全。

(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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