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截至2014 年8 月份的數據看,我國經濟增長相對平穩,但下行壓力有所加大。8 月份宏觀經濟變量的全面下滑,特別是工業增加值增長、發電量以及投資、消費等數據的回落,均表明經濟下行風險加劇。有人擔心經濟可能硬著陸,今年增長目標難以實現,繼之而起的是全面放松調控政策保增長的市場呼吁。筆者認為,不能孤立看待月度宏觀數據,應把它放在全球復蘇進程與全球改革競爭的大背景下來考察,著眼長遠。因此,政策上既不宜采取強刺激也不宜全面放松,而應主要通過釋放改革紅利,來促進可持續增長。目前的下滑并不意味著經濟失速,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實現全年增長目標是有保障的。

首先,對于國內宏觀形勢的判斷,離不開全球復蘇進程的大背景。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因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受到危機沖擊的程度不同以及政策反應的差異,最后的復蘇路徑也會不一樣。第一階段:發達經濟體是危機的發源地,受創也最大。因此,其在復蘇之始也最為艱難。而中國處在危機的外圍,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有人甚至認為我們本身并沒有危機)。第二階段:面對危機,發達經濟體貨幣量化寬松,財政急劇擴張。中國則出臺了龐大的刺激計劃。從直接效果上看,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經濟實現了“率先復蘇”。第三階段:目前正處于這個時期。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復蘇較為強勁,已經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甚至考慮明年的加息時間表。中國經濟復蘇反而不如前兩年好了。這里面既有周期性因素,即我們的刺激政策作用效果在減弱,特別是為消化前期的強刺激政策,政府采取了總體偏緊的政策立場;也有結構性因素,即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的新常態階段,潛在增長率從過去的接近10% 下滑到今天的7% 左右。

如果將本輪危機與大蕭條對比,會發現全球復蘇進程呈現較大相似性。1929 年股市崩盤之后的大蕭條開啟了此后八年更加黯淡的歲月。當前全球狀況沒那么悲觀,但確實與1937 年有類似之處。比如在當時,有著“美國凱恩斯”之稱的經濟學家漢森便提出“長期停滯”這一概念,用以描述由于投資需求不足、勞動力供給減少、科技創新乏力等造成的經濟增長趨勢性放緩。今天,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重提“長期停滯”論,并且引起了克魯格曼、布蘭查德等一大批主流經濟學者的共鳴。這種情況絕非偶然,它說明,走出大危機是有一個時間和節奏的,恐怕難以完全打破走出危機的市場周期,現在不宜盲目擴張和刺激,所能作的恰恰是不要為下一輪危機埋下種子。

其次,把握經濟走勢離不開全球改革競爭的大格局。危機以來,再平衡、結構調整與改革已成為全球發展的主旋律。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歐、日也紛紛推出結構性改革計劃與長期增長戰略,改革競爭的序幕悄然拉開。

美國于2009 年提出《美國創新戰略: 確保我們的經濟增長與繁榮》,2011 年作了更新。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投資于美國創新的基本要素如勞動力、科研及基礎設施;二是推進以市場為基礎的創新,促進形成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全國性環境,使美國企業推動經濟增長,在全球競爭中繼續領跑;三是催生在國家優先領域的突破,包括開發可替代能源、利用醫療信息技術降低成本并改善護理、促進教育技術的進步以及確保美國在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等前沿領域保持領先。連一直以來強調凱恩斯主義需求擴張的薩默斯也認為:需求面的支持遠遠不夠。長期停滯的唯一解決方法在于大膽的改革,包括鼓勵創新創業、促進教育、增強勞動市場彈性、改革移民政策和企業稅制等。

歐盟在2010 年提出“歐洲2020 戰略”。涉及四大方面:一是大力提高教育質量、增加研發費用和調整研發投入的重點領域,為私營部門研發投入創造良好環境,加強研發成果的市場化和商品化進程;二是實現以發展綠色經濟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為主的可持續增長,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耗比例,加大在清潔、低碳技術上的資金投入等。這樣有利于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并創造新的商業和就業機會;三是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增加勞動參與率與就業率,例如使20 ~ 64 歲的勞動人口就業率從現在的69% 提高到75%,提高婦女、年長者的就業率,更好地吸納移民加入歐盟勞動力市場等;四是根據各國的貧困標準,將歐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減少25%(即把面臨貧困威脅的人數減少2000 萬),實現包容性增長。歐央行行長德拉吉近期表示: 關于歐洲的結構性改革,風險在于做得不夠而不是做得太多。

日本的增長戰略則是指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前兩支分別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擴張政策)。該戰略包含了產業再生計劃、戰略性新市場創建計劃及國際化計劃。歸納起來有:一是重塑產業競爭力。通過實施新稅制,促進民間企業增加設備投資;激活IT 網絡融資和風險投資,支持創業,提高開業率水平,推動企業加速重組和兼并;大幅度放松管制,提升信息技術、醫療健康、能源、農林水產、旅游觀光以及貿易等產業的競爭力和活力。二是提高人才水平。通過提升勞動力流動性,提高勞動人口中年輕人及老年人特別是女性的就業率,改進大學教育,吸引海外高級人才赴日工作等方式,改善勞動力要素。三是增強區域競爭優勢。設立東京、大阪、愛知等國家戰略特區,放松管制,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外資。四是重構新的貿易格局,如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日歐自由貿易協定,在三年內將自由貿易協定貿易量占總量之比從20% 提升到70% 左右,并努力拓展海外大型公共工程等業務等。

面對改革競爭,我們既要清楚刻不容緩、誰先改革誰就占領先機的道理,又要明確改革是一場馬拉松,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這樣,在戰略布局上才會從容不迫,“不隨單項指標的短期小幅波動而起舞”。若只關注一時,可能帶來諸多問題,如惡化經濟結構等,不利于增長的可持續性。老話講:“不怕慢,就怕站。”中國的增速不在于是7% 還是6%,而在于這個增長是否可持續。美國一百多年保持了3% 的年均增長,成為全球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中國增長若能持續,進一步的超越就只是時間問題。因此,著眼長遠,銳意改革才是根本。

最后,立足全局,冷靜發力,全年有望實現增長目標。目前看,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通脹與就業基本穩定,經濟增速在合理區間。出口方面,由于美國的復蘇步伐較快,對外需會有促進。投資方面,雖然有所回落,但簡政放權、棚戶區改造、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公私合營(PPP)、減輕小微企業稅負以及旨在實現定向寬松的種種貨幣政策創新,都會對經濟體產生激勵。只是有些見效快一些(如棚戶區改造),有些見效慢一些(如PPP),但最終都會起作用,實現全年增長目標有保障。也正因為如此,政策上不宜采取強刺激或全面放松的態度,而應進一步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富有含金量”的行政審批事項,放松對現代服務業的管制,發展混合所有制,完善競爭政策和競爭環境,鼓勵創新創業,培育新的增長點,重啟“不以GDP 論英雄”的新型地方競爭,通過繼續釋放改革紅利,謀求持續和穩定的增長。這也是從全球復蘇進程與全球改革競爭出發所得出的結論。

(張曉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模擬實驗室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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